社会主义国家要走上法治道路必然要求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遵守法律，但法律并非仅仅指国法。
（四）法权说的较重要命题 相较于基础性命题，法权说的较重要命题在数量上更多。8.法的作用是通过规范、评价法关系主体的权利或权力运用行为并预设行为后果，以维护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正是因为传统强制力识别标准过于粗放、浅显，数百年来各国法学家面对权力属性和权利属性都不明显的那些权，一直无法从中准确识别、区分出权力和权利。[24] 牧野英一著：《法律之进化与进步》，朱广文译，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8页。有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相应的内容一国全部财产和一国全部利益的整体现实表现（即法内法外各种各样的权）就能进入人的法学思维。法权说通过认定权的外延和内涵，将其提升为法学概念，但当年考虑到现代汉语不习惯用单字名词做学术概念的文字载体，而习惯于用两字名词、三字名词，故法权说一度选用总体权来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后者会显得太过于微不足道。
面对异彩纷呈的权，每个习惯于运用传统识别标准的法律学者都可以按自己对强制力的理解来认定其中的权力，因而不同学者区分处于权利与权力交界之模糊地带的权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3）把权、剩余权概念作为基本范畴难道不违反现实重要性与理论重要性相适应的原则？从（1）、（2）两点我们可以看到，权、剩余权概念具有结构和内容的双重重要性。国家法律是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律化，党导法规则是连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楼梯。
人们自然认为自治型法治与国家强大之间有因果关系，自治型法治也就拥有了话语霸权，自然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用自治型法治模式，似乎只有这一种法治模式可以选择。有些人在加入共产党时思想和能力可能都达不到要求，但通过伪装或欺骗加入了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起点。因此，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决定了中国的法治结构是党规与国法并行的二元法治。
中国共产党的德性特征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认同，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共产党人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相一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由一个一个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体现，而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这一点与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上台的执政党相同。
道德教化在先，法律惩罚在后，教化与惩戒并用：德弘理想，法治底线。有些人加入时符合共产党员的德性要求但后来变质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性、先进性和变革性要求社会主义法治遵循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第五是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共中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必然要求对党的建设进行规范，对党的建设进行规范的法规称为党内法规是合理的。宪法是公法、政治法，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自然没有脱离政治的宪治。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遵守与国法并行的另一套规则，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9.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领导学》，常健、孙海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如何从法律层面保证这种偏离不会产生或者少发生、保证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就是党导法规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而非国家政权本身。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
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具有直接的宪法依据。宪法中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没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规范，所以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有违反宪法的行为。法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是实现个人自由、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工具。注释：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绝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党内法规是法律，那么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关系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创立的。中共党员干部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多元的人群结构要求金字塔式的治理结构，越往上越需要道德教化，越往下越需要刚性法治。
参考文献： 1.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14. 姚大志：《社会正义大纲》，《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
党章中既有党的建设法规制度也有党的领导法规制度。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走法治道路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决定了党规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一书开篇所言,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法律的稳定与变革的妥协是法律成长的原则。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在除宪法之外的国家法律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政治决定法治，而非法治决定政治。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探索过资本主义法治道路。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通过率先垂范实现组织和引导中国人民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带领性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即使是唯一执政党和长期执政党也不需要特别的党内法规来规范，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就可以。
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个政治力量就是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宪法、党章和党规范围内活动，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保证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肆意侵犯社会群体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党导法规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和领导地位，为中国共产党所独有。
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知道党内法规不仅仅关涉党内的党员和党组织也可以关涉党的领导关系，只是觉得党内法规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认为只是一个小问题，没有纠正的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只有同时是自我革命党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一直先进。
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性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从理论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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